新四军的知识分子统战工作

    泾县云岭，地处皖南深山腹地，位于泾县与青阳县的交界处，原本名不见经传，多少年来，这里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波澜不惊。因为抗战，1938年8月2日新四军军部进驻于此，云岭成了新四军指挥各部深入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枢所在。1939年9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又进驻云岭，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和组织东南各省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直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北撤，在长达两年五个月的时间里，云岭如同一块巨大的磁场，吸引和聚集着一批又一批来自海内外，特别是苏浙沪的知识青年，到这里投身伟大的抗战事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工作是全党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吸收知识青年对实现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轻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的历史教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陈毅等人，强调“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发出“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呐喊，抱着满腔爱国热忱，冲破重重阻碍，成群结队来到皖南云岭，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战杀敌的主战场。这些知识青年富有革命热情，文化水平较高，接受新生事物快。他们加入新四军，使知识分子同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游击队相结合，显著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文化素质，促进了部队正规化建设，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正如《新四军军部在皖南》所言，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参军，是新四军建军的一大特点。新四军军部驻云岭期间，积极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善待善用知识分子方面，堪称典范。对前来要求参加新四军的知识青年和文化人，叶挺、项英真诚欢迎。早在1937年11月，叶挺从延安受命回武汉，与项英一起筹备组建新四军时，就把招收技术干部和知识青年放在重要的位置。叶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尽可能地吸收动员那些同情革命、拥护抗战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军的指示，四处奔走，多方联系，在南昌、粤东、闽西、广州和香港等地，一边募集经费、筹集武器药品，一边动员愿意为抗战出力的国民党退役军官、无党派人士、医生、文化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他亲自请来了医务专家沈其震、音乐家任光、曾留学日本的林植夫、文化人朱克靖，还从重庆把经济学家钱俊瑞接到了云岭。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国民党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以抗日的名义，用高薪引诱和拉拢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在组建新四军过程中，项英、陈毅等人迅速地把大批青年组织起来，建立了江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青年抗敌后援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团体。其中，江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的团员有千人之多。这些团体除学习训练外，通过演出、演讲等各种方式，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斗争。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不少先进青年成长为革命的有用之才，他们参加新四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到皖南云岭，成为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重要成员，为动员和组织皖南群众参加抗日，发展皖南各地的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成员来自南方各省市，主要是上海、浙江、武汉、长沙和南昌的青年知识分子。

　　1938年10月，项英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听说年轻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要到皖南参加新四军，项英虽不认识他，但爱才心切，热情邀请薛暮桥随车同赴云岭。皖南有位知识分子董希白，从法国留学回来，听说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便赶到云岭，找到政治部，坚决要求参加新四军，但他却拿不出能够证明其身份的文件，项英得知情况后，不仅同意他参军，还安排他在教导总队任国际问题教员。

　　由于新四军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来了，华侨爱国青年来了。他们全然不顾鞍马劳顿，艰苦奔波，来到云岭后，男的换下西装，脱去长衫，女的换下旗袍，扔掉高跟鞋，穿上新四军军装，成为新四军中的一支新锐力量。

　　新四军还根据青年的特点开展各种活动。1939年5月30日，新四军直属队在云岭召开体育运动大会。项英在会上作《开展全军的体育运动的报告》，周子昆作《军队中的体育》的讲话和总结。11月12日，新四军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军部驻地泾县云岭召开。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致开幕词，指出新四军基本上是个“青年军队”，新四军青年要成为建军骨干，当前青年运动的中心口号是“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大会通过了《新四军青年队章程》《告全军青年同志书》等。

　　为了教育、培养大批知识青年，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举办各种训练班，成立教导总队等。军部刚成立时，安排知识青年分别到战地服务团和电讯班、会训班、速记班等专业培训班去学习，有的边工作边学习，有的是先学专业技术，然后分到对口的单位工作。当时医务人员较缺，军医处就挑选了一批男女知识青年参加卫生干部训练班。从1938年到1940年，三年时间连续办了六期卫训班，培训了卫生干部200多名。还有部分青年分配到各支队、各团，让他们建立宣传队，办训练班;有的到营、连担任书记、文书一类的工作。这些投身抗战的热血青年，怀着报国的一腔理想，来到云岭，在新四军这个大学校中，学政治理论、学军事作战、学专业技术，学做实际工作，为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骨干打下了坚实基础。

　　特别是，新四军按照延安抗大的办学模式，创办军部教导总队，1938年至1940年，在云岭共办四期，累计培训团、营、连、排干部和地方军政人才4000多人。因此，云岭堪称将军的摇篮。据1941年10月新四军第一师统计，营职以下干部60%是20—25岁的知识分子，连队政治指导员80%—90%是青年学生出身。1941年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有感而发，赠给陈毅一首七律，诗曰：“江南转战又江东，大将年年建大功。家国危亡看子弟，河山欲碎见英雄。尽收勇士归麾下，压倒倭儿入笼中。救世奇勋谁与识，鸿沟再划古今同。”朱德总司令这首诗不仅是对陈毅的褒奖，也是对整个新四军的肯定。

　　面向苏浙沪吸引人才

　　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东南局进驻云岭后，中共中央期望“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要求新四军帮助闽、浙、赣地方党“成立和领导新的武装”。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东南局从云岭发出许多指示，指导着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干部。遵照中央指示，东南局、新四军曾向浙江、福建等地派出不少干部，在当地发展游击武装，长期坚持斗争。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等，都先后到云岭向东南局汇报请示，研究部署本地的工作。

　　1938年7月，项英在皖南会见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宣传部部长沙文汉，希望上海地下党组织在经济、干部等方面给予援助。同年10月，项英派从上海出来参加革命、时任军部印刷厂厂长的陈昌吉回上海了解情况，并将新四军的大批照片带到上海，由地下党组织通过外商办的《译报》和《译报周刊》，第一次向沦陷区的上海人民介绍了新四军的情况。11月23日，陈昌吉陪同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出的上海民众慰劳团，通过国民党统治区，长途跋涉，来到皖南，受到项英、袁国平和新四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当晚，项英在云岭热情接待慰劳团，在军部大会堂陈家祠堂外的广场上举办欢迎大会，项英在致辞中代表叶挺军长、新四军军部以及新四军全军指战员，向冒着危险远道而来的上海民众慰劳团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慰劳团团长顾执中、副团长王纪华也相继致慰劳词，代表上海人民向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和崇高的敬意。顾执中将写有“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九个大字的锦旗献给项英。副团长王纪华受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委托，以上海工人救亡协会名义也赠送新四军一面锦旗，上写“民族解放的先锋，工农大众的前卫”14个大字。项英高兴地接下两面锦旗，同上海慰劳团成员在锦旗前合影留念。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慰劳团成员朱立波保存了10年之久，1949年上海解放后，将它献给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收藏。

　　上海慰劳团返回后，运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功绩。他们通过出版《译报周刊》特刊，以图片和文字介绍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战斗的业绩。副团长王纪华鉴于新四军药品缺乏，专门到药联会介绍新四军英勇战斗的情况，介绍新四军环境艰苦、缺医少药和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致死的情况，听众很受感动，纷纷捐募药品和现金，两个月后，仅上海医药界就捐募了11000元的药品和现金，秘密送到苏南新四军第一支队。不久，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工委书记刘长胜，又在上海职工中发动“节约救难”的募捐运动，全市有15万职工踊跃捐钱献物，帮助新四军。

　　参加新四军的上海知识青年

　　1939年2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新四军派出第二批民众慰劳团。团长是上海地方协会的代表吴大琨。副团长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代表、共产党员扬帆，团员主要是戏剧界的知识青年，有五六十人，一部分是准备参加新四军的其他知识青年。他们躲过日本宪兵的严格盘查，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干扰和破坏，翻山越岭，于4月底到达泾县云岭。5月1日，新四军军部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项英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为加强部队的文化工作，项英向这批知识分子介绍了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杀敌的情况，动员他们留在新四军。为项英热情的谈话所感动，慰问团副团长扬帆等60余人欣然留下参加了新四军。

　　善待善用知识分子

　　人才是知识的载体，尊重知识必须从尊重知识分子开始。为了充分发挥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新四军军部领导高瞻远瞩，不为干扰所动，制定了吸引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政策，生活上优待、工作上信任、政治上关心，均给以较高的待遇，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生活上从优。新四军的经济条件菲薄，国民政府给新四军的军饷只够一个丙等师的标准，每月缺口严重。叶挺、项英经常为军饷和弹药不能及时领到而焦急。叶挺为此不避跋山涉水，冒着重重危险，在云岭和重庆之间，甚至为了争取增加军饷，不惜向蒋介石提出辞去军长的请求。上海各行各业的职工，鉴于国民党无理限制新四军的给养，自觉开展捐款活动，一角、两角、一元、两元地积聚起来，献给新四军。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军部规定知识分子的津贴费高于军政其他人员。新四军指战员的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人只有4块大洋，营连干部3块，项英等军部领导也只有4块，而专家学者每月十几块至数十块，少数的每月100块以上。教导队教员除了每月有固定津贴外，讲课还有讲课津贴费。在战地服务团工作的知识青年享受排级干部待遇，津贴费每人3块，高级知识分子享受团级以上干部待遇，给他们配备勤务员、马匹等。军医处的技术人员津贴最高，高级专家每月达140块，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生每月70块，正规高级护校毕业生每月30块，军医处自己培养的学员毕业后每月8块。这些规定，令来到云岭的知识分子们深受感动，许多人主动提出不要享受高待遇的要求。上海民众慰劳团副团长扬帆刚到云岭时，袁国平优待他每天两包香烟。参加新四军后，扬帆坚决谢绝了优待。

　　工作上信任。许多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参加新四军前，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部队生活的历练，因此在参加新四军后，不习惯部队的紧张生活，个别知识分子和华侨青年由于散漫惯了，一时改不过来。即便如此，军部的领导对他们取包容的态度，看主流，不拘小节，生活上宽容、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不断鼓励他们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争取进步，成为合格的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项英对著名文化人聂绀弩的信任，陈毅对性情古怪的诗人叶芳炎的关心，都是新四军理解和厚爱知识分子的佳话。聂绀弩1934年入党，对党忠诚，但性格刚烈，生活散漫，与严格的军旅生活不合拍。到云岭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抗敌》杂志编辑。新四军各级领导待之以宽，诚恳帮助他进步，用其所长，让他安心写作，后来终成文学大家，蜚声海内外。叶芳炎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国学功底深厚，自视甚高，与有些同志合不来。新四军知人善任，将他从战地服务团调任军部参谋处书记室主任。陈毅儒雅谦恭，与叶芳炎结识后，经常以诗互赠，成为知心诗友。新中国成立后，葉芳炎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市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现今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处，还保存有叶芳炎为新四军和上海市政权建设起草的文稿手迹。

　　对于专业知识分子，军部领导更是放手使用，让他们有职有权。军医处汇集了50多名懂医术、懂护理的专业技术人员，一时人才荟萃。这些自正规学校毕业的医生护士，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担任了各级领导，著名的医务专家宫乃泉、齐仲桓、吴之理分别担任了军医处医改、保健、材料科科长。新四军设立小河口后方医院，医学专家崔义田任院长，在南堡村设立前方医院，宫乃泉任院长，两人后来都成为我军的功勋军医，为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政治上关心。新四军尊重人才，重视知识分子，关注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参加新四军的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爱国热情高，思想进步。军部克服关门主义倾向，政治上切实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够入党条件的及时吸收入党。战地服务团的一批知识青年、军医处的绝大多数医护人员都先后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对华侨知识分子，也一视同仁，一方面对他们生活上的不习惯和散漫给予关心和指导;一方面放手使用，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取得政治上的进步。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本人就是菲律宾归国华侨。对一些曾经是共产党员，后来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著名知识分子，军部积极慎重地帮助他们恢复党籍。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帮助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恢复党籍。朱克靖，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朱培德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加北伐，在创建政治工作制度上很有建树。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南下广东潮汕突围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爆发后，朱克靖毅然接受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邀请，担任了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同时担任军政治部顾问。一位与党失去联系尚未解决党籍的干部担任军政治部顾问，说明了军部对他的信任。朱克靖不负所望，以高度的责任感，满腔热情地投入服务团的组建和各项活动，为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做了大量工作。为恢复朱克靖的党籍，项英不仅请战地服务团的党组织对朱克靖进行考察了解，还亲自找他谈话。1939年，经受党组织考验的朱克靖如愿以偿，由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和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谢云辉介绍，重新入党，新四军军分会批准他为特别党员。重新入党的朱克靖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工作，带领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奔走在抗战的第一线，宣传抗日，发动群众，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因叛徒出卖，朱克靖被捕入狱，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诱之以高官厚禄，朱克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显示了一位真正共产党员“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崇高品格，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对部队中出现的不信任知识分子的苗头，军首长都亲自做工作。教导总队成立初期，曾经有少数红军干部对重用知识分子干部及对其生活待遇等方面的照顾，流露出某些不满情绪，总队部和军部领导发现后，及时召集干部大会，袁国平主持大会并讲话，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团结。项英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尊师重教”的观点。

　　军部领导器重知识分子，项英积极倡导学习，拜知识分子为师，他本人就是热爱学习的楷模。许多军部领导也都是学有所成的文化名人。在皖南军部教导总队担任兼职或专职的教员中，有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粟裕、李一氓等领导人，还有朱镜我、李子芳、林植夫、黄诚、张崇文、夏征农、罗琼、钱俊瑞、石西民、王任叔（巴人）、陶白、冯定、薛暮桥等一大批部门负责人和著名文化名人。

　　有什么样的领导，倡导什么样的风气，就会聚集什么样的人才。新四军军部领导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在社会上起了极好的示范作用，因而当年的新四军军部云岭，汇聚着一大批活躍的知识青年和文学、艺术人员，他们组成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文化队。仅军部战地服务团团员，就有400多人，被誉为“文化轻骑兵”。他们大都是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和经过专业训练的文化人才，在军部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下，他们用音乐作武器，把绘画当战斗，以文艺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宣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抗战的新四军，动员了大量民众参加新四军。同时，在火热的斗争中，战地服务团和文化队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作曲家何士德、章枚、沈亚威，剧作家吴强、沈西蒙，美术家沈柔坚、涂克、赖少其、吴晓邦等，都是在云岭崭露头角，以后成为新中国有影响的艺术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读本，就是由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云岭撰写完成。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三年，是知识分子充分施展才能的三年，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战时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财经工作，不仅教育培养了抗战中的文化战士，还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文教干部。新四军军部的经济学家和财经工作者们，用自己丰富的知识，以对党和抗战高度负责的精神，用创造性的劳动保证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时供给，而且还给各抗日根据地、陕北党中央以财力支援，他们所建立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税收制度等，都被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参考应用。

　　烽火云岭，不仅是中国将军的摇篮，也是一处文化的高地。在抗战的艰难岁月，这里曾响彻过文化创新的嘹亮号角，成为今天人们的一处宝贵文化库藏，值得认真回味。（ 中共宣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陈虎山 ）